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演讲内容以其建立的“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间交互作用的搜寻和匹配理论”为基础，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演讲内容覆盖了人口、就业、教育、住房、福利等目前中国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谈到劳动力与中国转变经济方式的匹配问题。他指出,十二五是关于结构调整的,自由市场经济很关键的，该激励因素可以促进工资的平衡。工资的不平衡,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政策方面应该引导工人寻找相应就业岗位。此外,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如北美和欧洲,能提供一些让市场反应更快的激励因素。同时，皮萨里德斯也认为,有时候某些机制也会失灵,劳动力市场上的摩擦就会产生。

在谈到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最优的方法达到劳动力市场转型最终平衡时，皮萨里德斯认为，有时候我们生活在这种幻想中，在理论上找到好的方式，但不能应用到实际中。对于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来说，应该寻找在整个经济体当中最优的平衡，如果市场的解决方式是最优的方式，那么对于个体的问题需要急速的解决。在金融服务领域，在银行体系当中，我们都会找到银行业的失败，解决他们的这种失败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们认为这个体系它是失败的，我们从头再来，因为我们不能够容易地找到很好的方式，你并不会找到总体的最优的解决方式，你必须会找到一个失败的地方，然后进行处理。同时一步步的进行失败的处理。

蔡昉，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已被联合国列入低生育率国家的名单。基于对人口变化的全面调查，本文试图解释已出现和即将出现的挑战，从而揭示中国该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来应对挑战

历史经验, 比如日本的“丢失的十年” 表明随着人口红利减少和刘易斯拐点的来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应该转而依赖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外来务工者受周期性失业影响，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从而无法通过社会保障项目和劳动力市场规范来保护自己。大学本科毕业生由于专业不对口而面临结构性失业。这对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政府就业服务和规制设计提出了挑战。因而，一系列的政策改革需要启动。在城市里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不高且在非正式行业从业的劳动者是较为脆弱的，他们同时受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的影响。这要求加强社会保护机制和更多的工作培训机会。

现行的工资设定机制并不能有效减少收入不平等，也不能维持社会凝聚力。需要进一步发展劳动力流动机制，比如集体议价系统，来平衡工资增长和生产力增长。

钟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增长的可能情景以及中期转型的可能情景作了预判。长期而言，资源、人口和环境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资源保障而言，中国在能源，有色黑色金属等诸多方面的消耗巨大。未来十年，延续十一五期间对节能降耗等的约束性指标，仍然不足以有效约束资源消耗总量。全要素生产率需要更快迪、显著地提升。就人口因素而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较快，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部分缓解了老龄化的压力。目前中国可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未来5－10年人口红利也逐步消失。社会和医疗保障缺口逐步显现。就环境因素而言，中国加工或者制造的产品，可能包含较多的环境补贴。

中期增长转型受制于“中国经济的不可能三角”。中国经济的不可能三角，是指中国经济不可能同时追求高速增长、有质增长和较低通胀这三大目标，而只能达成其中的两个目标。较快的经济增速意味着要么容忍较低的增长质量，要么容忍较高的通胀膨胀。未来5－10年，中国需要完成社会、政治、经济三重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转型。经济增速放缓、基础通胀上升以及转型压力巨大。此后，中国的财政和货币体系君遭遇较大压力。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除了GDP增长，中国人更加关心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与完善的社会制度，更加关注如何解决国人在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出现的“摩擦”。此外，他也对经济发展中就业动态性对政策的启示做出了相应分析。

由于人口流动有许多成本和不确定性，而且不同的工作有着巨大的差异，人们流动到不同的地区从事不同的工作，需要一个较慢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摩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再分配如果不顺畅，就会导致失业率的提高。当然，这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就业者的流动过程中，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人口如果要向大城市的工业行业进行转移，就需要在当地定居、租房、买房，但房价又很贵，这点上就存在着壁垒。面对各种劳动力流动的壁垒，最好主动调整政策，加速劳动人口的流动和再配置。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制定好的政策，可以帮助人们更快地找到合适的工作，加速社会经济的转型。

周林，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发展和转变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两大关键词。回顾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份额还是相对较小。在2010年超过日本后，中国经济有望在15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但要实现这个发展目标，中国经济必须改变结构，大力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降低对于能源消耗的需求，使中国经济在未来稳定、可持续地发展。

John Ross，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具有宏观经济政策、商业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John Ross教授表示，他非常支持和同意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根据他本人在担任伦敦市副市长期间对于伦敦城市管理的多年经验，他提出，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服务业、服务型公司，并且融合宏观经济以及商业的研究，这些对于中国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中国模式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也积累了很多的张性和很多的张力，这些张力既来自于内部，也来自于我们国际上主要贸易伙伴、贸易对象之间的摩擦。这些重要的矛盾和冲突一定要找到释放渠道，释放的过程中间它就会带来一些综合性的效益。借鉴老牌工业化、中牌工业化、新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能够找出非常积极的、创造性应对之道，帮助我们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走向高等收入的经济。这就是今天中国沿海必须要面对、而且必须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应对的这么一个挑战。面对这些情况，我们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金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教授

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国民经济中等收入阶段；但各地区的差别非常大。中国产业发展既有继续追赶发达工业国,继续完成工业化不可逾越阶段的历史过程的内容；又越来越具有必须走向更加依赖自主创新道路的表现。

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压力越来越强，必须向着更节约和更有效利用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更重视环境价值和更快地提高环境保护标准的方向转型升级。寻求和拓展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新源泉，是中国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最根本的战略方向。通过技术创新，使科学发明成为大众产品是工业发展的基本逻辑。所以，形成新的成本优势和技术创新机制是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两个基本因素。

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透支未来发展能力、内部社会发展问题与风险的不断积累。中国相对低端和低效率制造业的过度扩张已面临资源环境的巨大瓶颈，人口红利将消失。

从国际经验看，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都要求从廉价要素投资型增长转向效率增进型增长；从出口导向型GDP增长转向主要依赖内部市场的社会经济相对平衡的发展。在社会层面必须形成共识，破除财富幻觉，加快战略调整、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陈宪，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

市场是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但市场经常是失效的，也就是说，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外部性等是常态。由于风险，特别是大机构风险的存在，企业治理又不能有效克服这些风险，这将是十分严重的市场失效。激励机制的两难困境，使自我监管失效，外部监管又不能到位。

确实需要重新认识许多原则，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原则。经济增长应该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并且增长的成果应该由更广泛的人群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