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语：“弯道超车”大意是指通过抓住一些重要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快速提升后发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有舆论认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无论从智能手机用户数量，还是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实力，都已名列世界前茅，似乎大有已实现“弯道超车”的意思。但客观来看，我们的创新成果集中在消费流通领域，而美德等国则在生产领域掀起一轮变革性创新。

该怎么正确理解“弯道超车”？且听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陈宪怎么说！

在“互联网+”的大战略背景下，当前涵盖电子信息制造业与软件及信息服务业两个子产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由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新技术所引领，正在我国强劲崛起。按销售额计算，2014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规模已达14万亿元，比2013年增长13.0％。其中，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10.3万亿元，占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的9.3％，同比增长9.8％；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务收入3.7万亿元，同比增长20.2％，高于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增速10个百分点。同时，2014年底，规模以上信息技术企业超过了5万家，其中信息制造企业1.87万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3.8万家。工业利润数据更显示了这一趋势。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也从两位数降至一位数，最近更降至较低水平。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却增长17.7％，继续快速发展。这些数据表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行业之一，也是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力量。

但判断“弯道超车”，要客观完整地评价。尽管起点相差不远，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大，且在有些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但互联网用户数、电商销售额等指标都和人口数量紧密相关，不能有力地证明我们在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上“超车”了。相反，上海如果希望更好地实现“弯道超车”，还须在技术进步、人力（知识）资本和企业家精神这些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供给侧动力方面进一步发力。

在技术进步方面要有出色表现，首先需要大量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创业公司，通常也叫科创公司。例如，只有700多万人口的以色列，有5000多家以研发新技术为使命的创业公司，其数量仅次于美国。其次，这些公司几乎都可获得风险资本的投资。再次，要产业化。例如，在以色列，不仅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创业公司数量多，人均水平高，而且还拥有很高的周转率，即新技术研发成功后迅速地产业化，或新技术被买走，或创业公司被兼并，抑或在创业板上市。所以，就推动技术进步而言，我们需要在科创公司、风险资本和产业化上“超车”。

（以上节选来自陈宪教授担任交大安泰EMBA以色列国际游学课程带队考察感悟）

在人力资本上“超车”，需要提高全民的受教育水平；需要既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又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国民教育体系；还需要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培养创业创新人才方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学。近年来，我国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很快，但我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尚不完善，高水平职业技术教育严重不足，这是制约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目前还没有在研发和培养创业创新人才上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学，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而且这样的大学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建成。所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力资本的“超车”还要更长的时间。

企业家精神的“超车”，则寄希望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产生实质性的效果。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的实践，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创业是经济活动的原生态，创新是经济活动的原动力。就政府和社会各界而言，要通过改善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相关条件，为提高创业创新的成功率多做工作。创业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增进社会福利，即创造财富、增加就业，其中间环节是产业化。产业化的组织者是企业家。产业化的核心问题是连接需求和供给，是供给创造需求。在市场经济国家，过去很长时间，需求导向是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它的优点是比较可靠，缺点是有滞后效应。在当下的中国，有效需求不足、供给能力过剩都几成常态，需求亦更多地表现为潜在需求，供给创新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供给创新的原始动力，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变革，有着边际报酬递增特征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或创业创新精神。这里，企业家精神具有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意义，进而具有根本性。所以，企业家精神领先的国家，才是最有竞争力的国家。

上海交通大学百年来一直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人才培养上将创新融入血脉。交大安泰首开“上交创业汇”，作为一个公益平台，邀请交大系创业家重回交大分享经验。交大安泰EMBA通过不同形式的课程与活动，致力于丰富上海交大多层次、多纬度的创业体系，并成为上海交大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又一助推器。

教授名片

陈宪：教授，经济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服务经济与贸易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教学工作。在服务经济与贸易、公共经济学领域，共完成国家级、省部级、政府和企业委托项目20余项；出版专著、教材10余部；发表论文30多篇。近年来主持编制和发布“中国城市服务经济指数”、“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指数”和“长三角城市服务经济指数”。

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服务经济与贸易和公共经济学

 供稿：EMBA办公室  徐 静

责编：EMBA办公室 陶远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