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探讨城市品质的提升时，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的落脚点放在‘人’身上——通过发展特定的产业，把人才吸引过来，让人才集聚所产生的能量，成为推动城市品质升级的力量。”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佛山可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工业研发和工业设计，通过产业带动相关人才的集聚，进而提升城市品质。

陈宪认为，广佛同城是一个超大城市和一个特大城市的组合，这样的“强强联合”目前在国内是唯一一例，已经是国内区域一体化的研究样本。而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指引下，对广佛同城的观察和研究，要从单一的城市群角度转换为都市圈视野。他提到，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了三大极点，分别是广佛、港深以及澳珠。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要聚焦工业研发和工业设计

南方日报：这几年以来，你多次来珠三角调研，最近又造访佛山。你在这次佛山之行中，对什么事情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宪：我在佛山调研了一些产业园区和企业，并且也与一些政府官员进行了交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惑，就是佛山作为一座工业大市，到底该如何又好又快地提升城市品质。

其实，佛山的困惑并不是孤例。在国内外，先发展产业再提升城市品质的案例有很多。有些城市是资源型城市，而资源是会枯竭的，如果城市的转型没转好，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但是，佛山是一座以制造业立足的城市，可以说，制造业的升级空间有多大，城市品质提升的空间就有多大。

城市品质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既包括自然物质环境品质，又包括社会人文环境品质，是生态文明、服务设施、经济发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有机结合。

在我看来，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它的产业发展水平，会对它的城市品质造成直接影响。因为产业会带来人的集聚，一座城市有什么样的产业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集聚，而人才的集聚水平，也会影响着一座城市的居住和生活水平。因此，当我们在探讨城市品质的提升时，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的落脚点放在“人”身上——通过发展特定的产业，把人才吸引过来，让人才集聚所产生的能量，成为推动城市品质升级的力量。

根据佛山的城市特点，我认为佛山可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相关人才，进而提升城市品质。

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也很多，从金融服务业到现代物流业，从商贸会展业到电子商务业，都属于这一范畴。我认为，一个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要发展得好，必须要把这个“服务”嵌入当地现有的产业链中去，当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来打造。

佛山的工业很强，与工业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工业研发和工业设计。我在佛山调研时了解到，许多本土企业都在进行“机器换人”，借此提升生产效率。其实，机器人行业本身也会经历一个从机电一体化到智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会需要大量研发人员和设计人员参与，而这些研发设计环节，就是生产性服务的体现。佛山的陶瓷业和家具业的转型升级也是一样的道理，它们都需要大量的研发和设计人才。

我建议，佛山可以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力量放在工业研发和工业设计这两块。佛山可以把几大主要产业链研究透彻，看看如何把“服务”嵌入生产链中，同时，在推进重大平台和重要园区建设的时候，也可以有意识地增加园区的研发和设计功能的比重。

佛山、广州与深圳

不同的亚文化影响城市创新进程

南方日报：你对深圳的创新生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表过较多看法，最近又在着重研究广州和佛山。你怎么看这三座城市的发展？

陈宪：我先从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说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从“东西不平衡”转为“南北不平衡”。

在过去很长时间，中国内地经济发展水平是依地理梯度，从东到西依次降低的。随着要素流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和战略驱动等因素的影响，东、中、西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而南北间的分化则日益加大，近十几年来尤其明显。

一个例证，就是中国的创业指数早已呈现出南高北低的趋势。创业指数，是全球创业观察（GEM）提出的一个指标，指的是三年累积新增私营企业户数/15-64岁常住人口总数。如果按照城市计算，中国创业指数最高的是深圳。

在我看来，在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背景下，南北差距拉大，其主要原因是文化的差异。

深圳和广州、佛山同属岭南文化的范畴，如果要把这三座城市放在亚文化层面做一个比较，那么，深圳是比较典型的移民文化，广州和佛山则主要是原住民文化，后者尽管也有移民，但由于占比较低，基本被当地文化同化了。

移民文化是城市创新的推动力。一座城市是否有利于创新,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发展历史的长短,还要看它的人口结构、经济形态、文化格局等。深圳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文化所带来的文化多元性，所形成的对于新事物的开放态度，都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因子。

高质量发展阶段

核心关系仍是政府与市场

南方日报：你在对深圳、广州、佛山的多次调研中，还有什么新的思考与发现？

陈宪：我除了关注创业创新、产业发展外，也一直在关心这些地方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主要做什么、怎么做，尤其是在深圳、佛山调研时，我总是会问这方面的问题。

有一次，我在深圳访谈一位政府官员时问道，深圳市政府对当地经济发展主要做些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告诉我，在深圳，政府的经济职能是要为当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服务。深圳的核心竞争力是创业创新和新兴产业，所以，在有助于营造创新创业生态、产业发展生态方面，深圳市政府尽其所能、有所作为。比方说，深圳湾创业广场对于吸引入驻的新创公司、孵化器和其他创新公司给予租金优惠。租金优惠这种做法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做法，但深圳市政府通过国有投资公司的大平台，做的力度比较大。同时，在项目筛选和相关程序的规则方面，也做得比较严密。

在佛山调研时，我就有关存量调整的问题与一位官员交流，我问他，“在调整存量方面，政府的主要措施是什么？”他说：“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他特别强调，现在的技改资金是“竞争中性”的，即国企和民企同等待遇，而且，佛山的民营经济的比重很高。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在佛山这样的传统制造业集中的城市，通过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对于存量调整和转型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技术改造这件事，政府做与不做，和上面说的租金补贴，道理是一样的——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的核心关系，依然是政府与市场。

陈宪认为，在佛山这样的传统制造业集中的城市，通过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对于存量调整和转型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宪认为，在佛山这样的传统制造业集中的城市，通过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对于存量调整和转型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当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已经转化到以创新为主的阶段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政府的作用。两位浸淫硅谷资本市场多年的风险投资家在《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中说道，“凡是与创新有关的地方，市场都是非常低效的。”这个观点可能会让很多人意外，但这是事实。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政府是创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事实上，公共机构承担了远比一般思维中所认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在资源配置领域，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中，政府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这里，政府作用将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通过公共机构的努力，提供更加到位和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满足创新创业需求的公共服务；通过消除各种壁垒，进一步降低交易性制度成本。

根据调研所得，我认为佛山等地对推动创新、促进经济的作用，大致可以概括为“宏观积极”与“微观不干预”：宏观积极，即将方向性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尽可能做到最好，并将管制减到最少，尽可能给予企业普惠有效的公共服务；微观不干预，就是不过问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并不给企业增加任何负担。由此可见，佛山等地在推动创新中发挥了更大也更好的作用。

城市集聚

广佛同城是区域一体化研究样本

南方日报：你怎么看广佛同城？

陈宪：广佛同城是一个超大城市和一个特大城市的组合，这样的“强强联合”目前在国内是唯一一例，已经成为国内区域一体化的研究样本。我认为，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指引下，对广佛同城的观察和研究，也要从单一的城市群角度转换为都市圈视野。

今年年初，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的次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都市圈的高规格文件，表明在未来的城市化和区域一体化中，都市圈都将是主要的空间形态和实现方式。可以说，国家已经将区域一体化的着力点从城市群转向都市圈。

所谓的都市圈，是指向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都市圈的形成与中心城市的发展有关。中心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势必对周边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生集聚和辐射，进而形成都市圈。这个过程，可以用三个效应来描述，即集聚效应、溢出效应和涟漪效应。集聚效应是第一个阶段。中心城市在发展的初始时期，集聚是形成其自身实力的必由之路。而且，集聚也适应了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具有集聚特征的需要；溢出效应是第二个阶段。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周边城市也希望得到它的辐射。由此，中心城市产生溢出效应，一如上海边上的苏州、深圳边上的东莞、广州边上的佛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上海、深圳和广州的溢出下发展起来的；涟漪效应，或称波及效应，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心城市和周边的城市（镇）形成了相对均衡和一体化的发展态势，随着广佛同城化的推进，广佛及其周边区域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

区域一体化

力促科创资源集聚发展

南方日报：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区域一体化的两大热点地区，你认为两者的异同有哪些？

陈宪：从行政区划来看，长三角包括上海以及江苏、浙江、安徽，总面积35.9万平方公里：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和珠三角九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前者是后者的6.4倍。从人口总量来看，长三角总人口2.2亿，粤港澳大湾区7100万，前者是后者的3.1倍；从经济水平来看，2018年，长三角的经济总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1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近11万亿元，前者是后者的2倍。

这些数据表明，由于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面积相差甚大，所以，就经济活动的密度和均衡度而言，前者远低于后者。但这个差距不是主观因素所致。因此，我们在讨论区域一体化时，要界定现实的空间范围，不然就容易发生“鸡同鸭讲”的尴尬情境。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都是国家战略。它们都有着相同的核心价值，就是促进科创资源集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创新及其成果产业化有着强烈的区域集群特征，这是由创新创业生态、新兴产业生态需要人才、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进而高度集聚决定的。中国的创新及其成果产业化不仅与此有关，同时又和中国国情和地理特征联系在一起。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东部，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已经具备形成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的综合条件，完全可能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这里，区域集群的基本内容是产业集群，空间形态是都市圈。在这两个方面，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都在进行积极规划，并全力推进发展。

我认为，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将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进而成为世界级的两大城市群。

文章来源：2019年8月14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