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最近，国家统计局对各省市自治区2018年GDP数据做了最终核实，修订了31个省市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GDP口径）数据，其中，17个省市自治区较修订前增加了，14个减少了。在14个核减的省市自治区中，12个地处北方。由此，再度引发对我国南北方经济格局的关注和讨论。

我曾引用若干数据说明，中国区域经济中的东中西之间差距在缩小，南北间差距在拉大。让我们来看几组数据，大致描述目前我国南北间经济状况的变化：

2019年，我国南方的GDP占全国的比重64.56%，北方占35.44%。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南方和北方的经济总量基本是平分秋色。2019年，南方人均GDP75955.99元是北方62452.00元的1.22倍。

1980年，北方人均GDP585.73元是南方514.69元的1.14倍。如果再考虑到面积（南方40.08%）和人口（南方58.26%）因素，南北方经济总量和实力的差距还要更大一些。

还有一个数据，2019年，经济增速最快的前10个省市自治区，北方只有河南省位列第十位。由此说明，南北差距在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扩大。

在过去很长时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依地理梯度，从东到西渐次降低的。这一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地理因素解释的。

这和地理假说是一致的。该假说认为，气候、资源和生态的差别，最终决定了各地经济繁荣的大部分差别。在技术进步缓慢的年代，许多思想家支持地理假说。

但是，因为技术进步，特别是交通运输、医药卫生技术，还有制冷技术的快速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或克服了地理上的劣势，进而，地理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地理假说基本不能成立，但地理区位仍然是经济繁荣的充分条件之一。

经济繁荣的另外两个假说是制度假说和文化假说。制度假说是指，人们为组织社会所选择方式的差别，即那些影响社会中的个人和企业面临的激励的差别，是导致繁荣程度有差别的原因。

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将制度界分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掠夺性经济制度，前者保护私人财产，维护法律和秩序，允许私人签订合同并保障私人合同的执行，允许自由进入新行业和新职业，有利于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文化假说宣称，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从根本上导致了世界各地繁荣程度的差别。例如，有些社会的价值观可能鼓励投资、努力工作和采用新技术，而另一些社会可能迷信盛行，不信任新技术，不鼓励努力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在战略规划、要素流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移等因素的作用下，东中西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这也应验了地理解释的式微。数据表明，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拉大。

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集中在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是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在创新驱动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南方文化比较适应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

中国的创业指数（全球创业观察GEM提出的一个指标：三年累积新增私营企业户数与15-64岁常住人口总数之比）呈南高北低的分布。

按照城市计算，最高的是深圳，它甚至是北京、上海的3倍。在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背景下，南方崛起了，北方落后了。创新创业与区域亚文化密切相关，这已被实证研究所证实。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城市间、地区间差距的存在和扩大。

因此，十九大报告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任务之一，并提出采取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战略举措、深化改革开放和坚持创新引领等政策措施。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制度和文化因素在拉大南北方差距中的重要影响，笔者认为，我们需要采取两个人才“逆流动”的措施：加大南北方之间干部交流的力度，主要是南方干部到北方任职；扩大北方大学到南方的招生数量。这对于南方的市场经济文化、创新文化对北方的渗透，会有一定的作用。

文章来源：2020年3月21日《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