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一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于4月12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经济的新动能”，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陈宪教授主持。出席并参与讨论的专家包括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周振华和梁绍连，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权衡，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潘英丽、黄少卿和施浩，上海财经大学干春晖和巫厚玮，复旦大学姚志勇，同济大学钟宁桦，华东师范大学张敏等十多位经济学人。本次会议获得了第一财经日报、文汇报、澎湃新闻、解放日报等媒体的支持。

同济大学钟宁桦首先做主题为“近期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言。钟教授的第一个核心观点是GDP 增速的下降主要是由基数变大所导致，不必太在意是否是6.7%的目标增速，其实5%的实际增速也就够了。他的第二个核心观点是负债率的上升主要集中在几千家企业上，是少数的企业在迅速积累大量的负债，其中大部分是大型、国有的、上市公司；而与此同时，1998-2013期间，我国大部分非上市工业企业的负债率都在不断下降，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借钱越来越困难。因此在宏观上就同时看到了“整体杠杆率的不断上升、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和金融不支持实体”的现象。他指出，虽然信贷和金融资源总量在骤增，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显著恶化。大量的钱配置到了低效的地方，甚至被浪费掉了，因此导致“金融不支持实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第三，钟教授指出，“国有企业会把一块钱当五毛钱去花，而私营企业会把一块钱当作两块钱来花。”去杠杆的主战场在于国有部门，尤其是低效的、严重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企业。然而，从数据可看到，国有部门依然在持续加杠杆、占用更多的金融资源；而去杠杆的是增加值增长速度最快的私营企业。最后，关于未来中国经济应该如何实现“稳增长”以及转型升级？钟教授总结认为，我们可以降低对GDP 增速的要求。只要 GDP 保持每年4~5万亿元的增长，就像08年以前一样，由基数变大所导致 GDP 增速的下降是可以接受的。要保持住 GDP 增长的绝对额，他认为应采取更多措施来刺激消费，而不是又让国企投资；可以将扶贫、城镇化和“稳增长”这几个目标结合起来。此外，美国可能会以加税等方式加剧中美贸易争端。因此我们可顺势而为，鼓励出口企业更多开发我国内陆市场和农村市场；降低对这些企业的出口补贴及税收减免，改为国内消费补贴。

上海财经大学巫厚玮的主题发言为“中美周期引发的政策与怎样是好的增长动能”。巫教授首先分析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率，她发现我国政策的效率在下降，主要表现在深圳和上海A股3878个上市公司这些实体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在下降。因此她认为，跟钟老师的总结类似，靠政策刺激这是不可行的一条路，最后都会指向要往改革这方面走才有办法。其次，她指出，中美之间的经济增长周期和政治周期出现分化：2009年美国的经济得到了纠正，而中国进行了“4万亿”的刺激；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执政时期为2008-2016；而中国的领导人换届是从2012年开始的。最后，巫教授强调，好的动能来自于效率的提升，这主要包括创新和人力资本的质量，例如简政放权、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教育、医疗、城镇化、科技投资和循序渐进地开放市场等。

华东师范大学张敏试图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探寻经济的新动能，她得出的结论是：其实没有看到新动能。她指出，自2016年二季度以来，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端双双进入下降通道；各地区市场的劳动供求状况分化，东部劳动供求不旺导致整体供求疲弱。2016年制造业用人需求连续四个季度同比负增长，1-3季度跌幅大约在10%左右，四季度跌幅收窄，为-5.1%。制造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困境反映了当前实体经济乏力，企业投资意愿低下，用工需求增长缺少内在动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持续、大幅下滑投射到劳动力市场上即表现为制造业用工需求不足。她强调，2016年民间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当季同比持续下降，2016年底虽略有上升，但是离历史正常水平差距依然很大。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潘英丽认为，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来看，这两者都不可偏废。大城市还是要增加土地的投放，使得大城市的成本降下来。实际上大城市为什么要控制土地，最主要的是关于人口公共服务是由地方提供的。假如说关于人口公共服务由中央提供，那么这样的话，以后公共服务的经费就按照人口来下拨。那么大城市完全可以做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应该调整。其次，潘教授指出，我国一直没有从人口结构和收入的结构角度规划我们的发展。实际上人口结构给定了居民的客观需要；收入结构反映的是居民的购买力，有购买力支持的需求。把这两个结构摸清楚，来促进哪些产业发展，应该说是会更有针对性。最后，她总结强调，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这块如何开拓，如何在制度上，在商业模式上，包括在人力资本投入和服务上能够跟进，恐怕会成为一个经济新发展领域。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权衡认为，新动能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创新，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止跌回升。包括以创新驱动技术进步和纠正市场分配，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后者取决于制度改进，前者取决于技术进步。一季度三月份经济增长出现了新亮点，那么这是否是新动能出现了？权教授认为还不能那么乐观，这可能还是价格现象，或者货币现象，不是增长带来实体经济振兴对需求拉动并导致PPI上升。总之，他认为，中国经济短期内新动能至少还没有完全显现；仅仅是稍显露头，或者还在萌芽当中。

上海财经大学干春晖从六个角度讨论了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所谓新的动能可能来自于哪几个地方。他认为，第一，回到最基本的经济增长方面，在未来的时间里，应该看有哪些新的生产要素可以投入到生产和市场领域；同时这些要素的结构和产业结构，配置效率能不能得以提高。比如说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可能使得这些土地进入到市场里面。第二、进一步从市场进入、市场开放的角度，其实我们现在仍有大量的产业。比如基础产业开放程度不高，通过启动基础产业市场的改革，降低整个门槛，加强竞争，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同时，也可以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营成本。第三、通过制度性改革，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第四、从新的技术、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方面可探寻新动能。第五、从区域的角度来看，出现了分化，出现了一些各自不同的新特点。比如珠三角经济具有极大地内升增长的动力，有极大的韧性；长三角增长比较稳健；中部地区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具有绝对明显的后发优势。第六、一部分企业的内部创新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因此，从企业微观组织的角度，也值得关注。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少卿首先分析了其关于“僵尸企业”的研究。接着，关于今年新动能的问题，黄教授也分享了几个观点：第一是结构红利，即如何把扭曲的结构、所有制的扭曲等进行修正。第二是城市化。他认为，如果发展出来更多的1000万左右大城市，对于中国整个经济效率提升，相比于今天我们把城市化重点放在城镇化上，肯定是要来得快得多。如果能够对于大城市基础设施增加投资的话，也会带来资源重新向好的机制。第三是高等教育的红利。我国自1999年高教扩招增加了5000万左右大学毕业生。这些人目前是什么情况？他们人力资本是不是得到了充分利用？黄教授认为，这些都可以挖掘。

最后，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周振华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陈宪做了会议总结。陈教授总结指出，从前面几个报告数据来讲，尤其是从很多微观数据上看，还是不太支持现在新动能已经形成。此外，在本次会议中，复旦大学的姚志勇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施浩等教授也参与了发言或讨论，并就中国经济新动能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