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国发展研究双年会闭幕式暨安泰•问政 (2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时”论坛于 2017年06月04日下午15:30在我院A300报告厅举行。论坛由我院陈宪教授主持。参加第三届中国发展研究双年会的来自欧洲、北美、亚洲及国内各知名大学的海内外学者以及我院部分师生和校友共约一百五十人聆听了此次闭幕式暨安泰•问政论坛上特邀嘉宾的演讲和评议。会议获得了文汇报、中国新闻社、新华社、社会科学报、第一财经日报、解放日报、澎湃、南方周末和人民日报等媒体的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首先报告。刘教授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城乡互动下的土地改革”，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为什么还要推进土地改革；现在进行土改有没有机会；土改可能的方向在哪。刘教授认为，继续放出土地已拉不快经济增长；以地招商引资的效力在减退；土地供应结构进一步扭曲与结构改革背道而驰；土地出让成本上升、净收益下降，土地抵押上升；部分城市和用途的土地抵押值存在被高估的风险；土地的偿债能力也可能被高估，因此，我国应该告别土地依赖发展模式。刘教授强调，我国已经开始从土地制度支撑的单向城市化走到了城乡互动阶段。土地制度支撑的单向城市化是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拉动经济增长；而城乡互动阶段的新特征是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和城乡关系的再调整。他指出，其一，第一代农民工离村回乡；第二代农民工则出村不回村。其二，农业的功能和形态发生了变化，表现为粮食农业重要性降低；在农业形态方面，一二三产业融合，出现了农业服务业、农业旅游业、农业休闲业和农业工业，农业的功能得到了拓展。随着乡村价值的发现与提升，农业与城市的关系变为两者互动。其三，村庄随人口代际差异而变化，大部分村庄破败仅少部分村庄复活，村庄分化加剧，村庄制度巨变。那么，怎样完成中国历史转型的土地改革呢？刘教授认为，其一、从发展模式看，应该去除土地发动机的功能；其二、从土地与转型看：应该改变结构扭曲的状况，而非总量与区域土地量的配置；其三、从土地管理看：最要改的是土地指标管理；其四、从城乡关系看：土地制度必须转向支持城乡互动，主要包括农地权利制度改革支持农业转型、宅基地制度改革支持乡村转型、以及城乡建设用地进入平等支持城乡两个空间的平等发展。

第二位演讲嘉宾是北京大学何帆教授。何教授的报告主题是“僵尸企业的经济学治疗”。何教授首先给僵尸企业下了一个定义，并指出僵尸企业不是新的现象，更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因为过去在美国、日本和韩国均存在。僵尸，意思是“被某种巫术复活的尸体”；僵尸企业，特指那些已经丧失盈利能力、资不抵债，却能依靠外部融资一直存活下来的企业。关于僵尸企业的成因，何教授认为，制造僵尸企业的主体第一个是银行：银行为了掩盖不良贷款，规避资本金损失，防止客户因联保和商业关联出现连锁反应，有激励制造僵尸企业。第二个是政府：政府制造僵尸企业主要是为了税收和就业。至于其他的主体，比如企业本身，其为了避免出现更多损失，押注企业未来能起死回生。何教授也指出了僵尸企业存在的四个方面危害：第一，阻碍技术进步，推高行业成本；第二，加剧产能过剩，压低产品价格；第三，提高杠杆率，增加金融风险；第四，扭曲资源配置，降低生产率增长。接着，何教授介绍了僵尸企业的五种识别方法：CHK方法I＆II；实际亏损法I＆II；过度负债法；连续亏损法；以及综合性方法。关于中国僵尸企业的数量，何教授使用上述各种方法进行了识别，发现了几个典型事实：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僵尸企业规模显著增加；2009年当年刺激政策推出之后，中国僵尸企业开始减少；2012年前后，僵尸企业数量开始增加；2015年增加趋势减缓，因此，他认为货币政策是影响僵尸企业数量的重要因素。关于僵尸企业的行业分布，何教授指出，在钢铁、石化、有色等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中，僵尸企业的数量都比较多，行业占比也超过平均水平；部分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僵尸企业的数量也比较多，佐证了“保就业是造成僵尸企业的重要原因”的观点；房地产行业的僵尸企业行业占比尽管不高，但不容忽视。关于僵尸企业的地域分布，何教授发现，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山西省、湖南省），或者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的地区（河北省、辽宁省），往往更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或价格周期的影响，僵尸企业的出现概率也就更大；僵尸企业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往往是中等发达的地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僵尸企业问题反而不是很严重。何教授还发现，国有企业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至于去掉来自僵尸企业的产能，何教授认为，应该重点估算失业职工的规模及其安置成本。最后，何教授给出了僵尸企业的四个应对策略，他认为基本原则有四个：第一，该清算则清算是处置僵尸企业的基本导向；第二，去除过剩产能是处置僵尸企业的最终目标；第三，三方通力合作是处置僵尸企业的成功保障；第四，保障社会稳定是处置僵尸企业的政策底线。具体的，对银行而言，应该清理自查，明晰规则；对政府而言，应该加强监管，政府托底。总之，何帆教授认为，中国宏观经济要保持较快增长，应该讲人们能信的“故事”，过去四十年做的很好是因为讲了两个很好的故事。80年代讲的故事是改革；从90年代以后，我们讲的故事是开放，中国加入WTO这个故事最后发现实现了。如果不想讲旧故事还有新故事，何教授觉得我们应该讲民生，医疗、教育、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等。

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教授最后报告。陈教授的主题为：“去产能：速度与激情”。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陈教授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强调“去产能”的重点是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据陈教授的报告，2016年压减粗钢产能45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2.5亿吨以上；2016年实际压缩粗钢产能6500万吨，退出煤炭产能2.9亿吨。然而，陈教授发现，在钢价和煤炭价格出现大幅回升后，现在企业已不愿意被去产能。那么，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去产能？如何去产能？陈教授认为，去产能本质是要形成让那些低生产率企业退出的机制。他指出，当前化解产能过剩政策可能存在几大风险：第一，地方政府为完成“去产能”任务，往往基于以易操作性和对本地经济影响更小为导向，而更少考虑效率因素，无法真正淘汰低效率企业。第二，为使“去产能”政策更具可操作性，地方政府往往以规模等可观察指标作为标准，但这一方面会鼓励企业进一步扩大规模以防止被淘汰。如果以规模为主要标准，那些高质量产品可能会被当成落后产能被淘汰，阻碍产业转型升级。第三，如果企业预期到能够获得奖补资金，企业将延迟退出市场，利用本应退出市场的产能来获取财政补助，降低财政奖补资金的利用效率，造成财政奖补资金可能无法发挥应有作用。第四，部分地方政府为完成“去产能”任务，不得不要求在环保、质量、安全等方面都达标的企业退出市场，这将造成数额巨大的资产损失，财政奖补资金远不足以弥补资产闲置或拆除带来的损失。如何去产能？陈教授强调，应该以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核心，具体的，第一，大力推动政策性负担剥离，以化解产能过剩为契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国有企业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型；第二，以化解产能过剩为契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去产能”行业GDP减速不纳入考核指标；第三，以化解产能过剩为契机推动环保、安全、质量立法，提高相关部门执法能力，对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和环保等部门进行双向问责制度。

在互动环节，来自同济大学的钟宁桦教授、我院的钱军辉教授、潘英丽教授以及黄少卿教授共四位互动嘉宾对以上三位嘉宾的演讲分别进行了评议。钟宁桦教授指出，除了刘老师提出的依赖土地拉动经济的模式不可持续之外，我国的新增信贷的产出率也下降非常快，表明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显著恶化，依赖货币（M2）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也不可持续。关于企业的杠杆率，钟教授指出，国有企业不断加杠杆，私营企业不断的降杠杆，加杠杆的国有企业恰恰是利润率比较低，降杠杆恰恰是利润率比较高的部门，这个比较有问题。国有企业的负债近期占到中国负债一半，中国负债总额160万亿人民币，一半的钱是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的整体利润率两个百分点不到。总之，钟教授强调，应推进国有部门市场化改革，切断治乱循环的根源。

钱军辉教授评论时主要谈了其较熟悉的股市和房市的一些看法。他指出，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考虑的都是房价、股市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譬如房价，为什么一线城市房价这么高，其实还是供给侧扭曲的问题。股市也一样，何教授讲到僵尸企业，而A股当中半壁江山是国企，如果有一大堆是僵尸，这些僵尸又拖累银行资产质量，股市也就上不去。股市低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供给侧问题，就是IPO，IPO制度严格限制上市公司的数量、上市的节奏，于是整体A股的估值就非常高，实际上其他股市都涨了，连希腊股市都涨了就中国不涨。

潘英丽教授指出，关于去产能，包括去杠杆，实际上都是跟去僵尸企业有关。那么这些过度投资，以前错误投资带来的问题，谁来承担责任？她认为，实际上是责任分担的问题，这一点，潘教授完全同意何帆老师的观点，过剩产能当中释放出来的人，这些费用应该中央政府来承担，因为人是流动的，不一定在这个地方，经过培训可以去其他地方工作，这是中央要承担责任。关于供给侧改革，潘教授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政府职能转变，即“去政府”。去政府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很多政府行政职能要去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很多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了，包括县政府，发不出工资的政府行政人员应该减员。假定公务员具备基本素质，我们应该鼓励他去创业，到服务业行业去创业，政府甚至可以设立公务员创业基金。

黄少卿教授从僵尸企业和去产能这两个问题谈了其看法。他认为，要理解僵尸企业现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界定僵尸企业，这需要有一个经济学理论上的基准。他强调，僵尸企业本质就是，在一个基准条件之下，生产率低于某一个临界值的企业才应该是僵尸企业。关于去产能，黄教授强调，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手段去产能。他发现，中国僵尸企业80%是小微民营企业，他指出，原因可能是中国的破产成本太高了，中国企业破产法中因为没有纳入企业破产程序，按照正常程序走小企业相对意义上比大企业支付更高的破产成本，所以干脆就在这个市场上继续待着，亏就亏一点耗着也没有关系。总之，他强调，所谓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完善中国市场价值，让要素市场更加有竞争力，产品市场更加有竞争力，与此同时，从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完善中国市场体制。他认为，只有从一个更加长远的角度来讲，去产能和僵尸企业问题才可以得到缓解，或者说得到有效解决。

最后，在互动环节，与会嘉宾还回答了煤炭与基建及房地产行业之间的链条，最近顺丰跟阿里的争执而舆论一边倒地支持顺丰，僵尸企业的主体是国企还是小微民营企业，去政府行政管理和转变政府职能，农地权、宅基地权和建设用地批地机制改革等提问者的问题。

是次为期两天的第三届中国发展研究双年会由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发展研究院承办，我校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科建设处处长吴建南教授致辞，我院陆铭教授主持。共有来自欧洲、北美、亚洲及国内各知名大学的近70位海内外学者参会并报告了其学术论文。会议论文质量好，评价高，取得了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