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3日下午2点，“安泰问政”特别活动之“经济·快来秀——2020，城市新故事”主题活动在苏州拙政园李宅举行。

活动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中国一汽红旗小镇事业部总经理董海洋、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君灏控股董事长奚军五位老师，在拙政园的东方意韵中分享他们的各自视角下的“2020，城市新故事”。活动由上海快来秀展示科技有限公司、苏州拙政园承办。

本次活动得到了各界的关注，活动当日，大量观众通过搜狐财经B站直播关注活动，总在线人数近2万人。活动吸引了包括解放日报、澎湃新闻、上海在线、新浪新闻、搜狐财经、奔流财经、哔哩哔哩、喜马拉雅、新闻晨报、中国新闻社、社会科学报、国际金融报、上海证券报等10余家媒体的关注。

本次论坛是“安泰问政——经济快来秀”第一次走出上海、来到苏州，活动本身便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的生动实践。在400多年历史的拙政园，拙政谈经，文化赋能，在这典雅宁静的东方美学体验中，历史与现代交融，文化与智慧碰撞。

进入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本就复杂全球局势更加扑朔迷离。在疫情冲击、国际形势、经济发展的多重压力下，我们对城市的理解，似乎有了更新的角度。 

在活动中，霍建国、邵宇、董海洋、奚军、陆铭五位分享者，作为政策、经济、产业、公益等各方面的城市发展实践者，分别从各自视角，探讨了自己对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理解。

霍建国老师老师分享的主题是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变化，以高水平开放赢得竞争主动。霍老师认为当今国际形势的的底层逻辑在于，在错综复杂变化的世界当中，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一个扰动的因素，导致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世界大国之间的矛盾竞争更加复杂。当今世界复杂的国际经济格局，主要是经济格局的变化，贸易理念和规则的变化，还有中美博弈的带来的一些复杂的变化三大要素构成。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上台，给了中国一个窗口期和机会，但是等否将窗口期利用起来、变成机会，则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在“高水平开放”方面尚有一定差距，如无改观，未来中美矛盾对抗性很难出现缓解。加快高水平开放是解决目前很多困境的重要手段，通过高水平开放，引入新的竞争机制，以有利于优质的企业更好、更快发展，这才是我们未来唯一能够变得更主动的一个突破口。

邵宇老师分享的主题是“病毒启示录”，即新冠疫情对今日世界的影响。邵宇认为，全球政府只能通过货币方式拯救疫情，进而引起全球资产全面泡沫化。邵老师预测，未来几年全球的增长大概率全部为0，除寡头企业仍有更大空间外，中小企业将收到较大的冲击，企业破产与失业现象将陆续展现，这将引起贫富的急剧分化。全球化方面，邵宇老师同样认为拜登的当选并不意味着中美的博弈在疫情以后会有明显的收敛，因此国内提出“双循环”的概念。内外双循环的关键之一是深度城市化，目标是让4亿核心城市新增人口定居并不断的贡献他们的智慧、能力，为所在城市的繁荣添砖加瓦，这是内循环最终极的动力。此外，我们需要通过深度城市化向新一代的工业革命进发，通过足够量级的投入，唤醒我们的科学家、企业家与新技术。他最后指出，未来我们特别看重的是六个转向：转向线上(2b2g2t)、转向消费分层(六亿VS四亿);、人工替代与人力维护(医疗医养医美);转向新基建(未来神经系统);转向进口替代和自主可控(技术集团)、转向责任投资ESG(环境、社会、治理)。 

嘉宾奚军老师分享了他们在基于中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做的一些商业实践，将视角放在了大量流入城市的蓝领群体、打工群体，他将这个群体定义成新市民。同时从商业上讲，它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是基于中国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新市民经济，其认为中国的新市民经济是一个15年到20年的一个长周期机会，在这个领域当中，从衣食住行，包括这个人群在城市里面生存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同时奚军老师的团队也成立了一个新市民研究院，以民间智库的形式，与复旦、交大、社科院等学术机构来做各种各样的指数报告、白皮书，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社会的各界人士能够关心关注这类人群，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红旗小镇董海洋总经理探讨了在新时代主题下，关于新城市建设发展的故事，分享了一个汽车制造商求新求变之道，通过红旗小镇的建设来解决产业升级与和城市营造之间的痛点和矛盾。汽车诞生的前100年是汽车改变世界的百年，之后的100年，将是世界改变汽车的百年。今天的汽车行业出现了几个新的方向，一个是在能源方面，第二个是要求汽车变成一个数据空间、智能空间和储能空间，要变成共享化出行工具，这给汽车的定义和边界带来了一个非常本质的变化，也要求汽车制造商转变到出行服务商，从单个企业到整个汽车生态平台，从而出现了红旗小镇这样一个新业态。红旗小镇本质上想拓宽了整个城市空间，改变整个城市肌理，打造成一个就是把历史和未来，产业和生活，品牌和文化集于一体的智慧生活区。并在小镇内围绕着产业链进行全产业链的培育和发展，补齐汽车产业链。实现小镇的生态完善，激发城市活力。董总表示他们珍惜红旗这个品牌，在围绕红旗振兴的工作中，将做更多营销方面的探索，让小镇实现品牌体验场景化，体验红旗品牌的价值,感受红旗品牌的温度，进而打造一个创新力强的价值网络，承担起未来技术孵化或者技术变革的功能，使红旗品牌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创新和引领。 

陆铭老师分享的题目是：集约、安全与活力。陆铭老师首先表达了一个担忧：这场疫情可能会改变很多人对于城市的信心。为了解决“高密度会增加疫情传播”的思维困惑，陆铭老师通过研究成果进行了证明：将各城市与武汉的距离、与武汉的经济联系、人口密度三个变量纳入考虑，会发现：距离武汉越远，疫情的严重程度越低，跟武汉的经济联系多，疫情严重程度越高。当我们把前面两个变量控制住以后会发现，在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新冠疫情的感染率反而越低。人们直观感觉高密度会不利于疫情防控，很大原因是因为当疫情刚发生的时候，跟武汉经济联系高的往往也是一些大城市，人口密度也是比较高的，而当时与武汉经济的联系才是提高疫情严重程度的关键变量。在最近美国学者的一项研究中，情况十分类似，美国现在是农村地区反而疫情更严重。这是因为，高密度城市的医疗条件更好、核酸检测反应等更迅速且成本更低、社会分工更明确。陆铭老师进一步指出，在国际国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对内循环来说，服务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发达国家历史同期数据比较发现，中国的服务业还有约10个百分点的短板。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结构，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服务业受到了很大的抑制，尤其是对国内消费者的回应不足。对服务业最关键的要素就是人口密度，但以前的一些政策实际上是把人口引导到了低密度地区。并且，中国大概有1/3的城市的常住人口没有本地城镇户籍，根据数据分析，没有城镇户籍将直接导致这部分人的消费比有城镇户籍的居民低16%~20%。陆老师最后总结到：第一，城市一直是有风险的，我们需要去解决风险问题，做更加安全的城市，而非拒绝城市。第二，密度降低会损失经济增长，同时未见得会让城市变得更安全。在今天这种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又偏向于服务业的背景下，把人口向低密度地区布局的政策，恰恰使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