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月来，封控管理之下的上海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过去习以为常的便捷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转折。而这座被按下暂停键的城市中，外来人口的处境相对而言更加困窘，得到的关注却相对较少。

据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介绍，“上海是一座非本地户籍人口占到40%的城市，而劳动力人口中外来人口占比更是超过50%。”

从年龄结构方面看，外来劳动力年纪更轻。

从产业结构方面看，外来劳动力大量从事为城市功能运转提供保障的制造业和生活服务业。

“然而，疫情及相关管控措施造成了大量外来劳动力突然无法工作。其中，又有大量外来劳动力居无定所，哪怕只是平时栖身的仓库、沿街店铺等地也被关闭，导致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外来劳动力居住条件恶化。”陆铭向记者表示。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徐玏认为，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不容忽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这部分收入偏低、储蓄不足的群体直接陷入生活困境；与此同时，他们居无定所，且一般不在既有的物资保障体系覆盖范围之内，甚至身处疫情防控的盲区。如果这部分人群的处境得不到及时改善，甚至选择离开，很有可能对未来的复工复产以及城市的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首先，外来劳动力大量从事的家政、快递等行业将面临缺工和工价上涨的情况，这将直接影响复工复产的进度和效果；往长期看，还可能导致一些企业在成本重压之下出现经营困难或者离开。需要特别重视的是，这种负面效应还将沿着产业链蔓延，导致城市核心功能受损。”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博士后徐灏龙进一步解释。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陆铭、郑子扬、李瑞峰等结合对相关企业的调研，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对于外来流动人口的物资保障。进一步进行摸排，对居无定所的流动人口、工棚、农业大棚、合租（一户多家）等群体发放物资保障。对于某些政府发放的物资有剩余的小区，可及时向流动人口公布，既为他们提供了生活必须的物资，也防止了物资的浪费。由于当前行政资源紧张，或可通过外来劳动者目前或曾经工作的企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下，协助执行。

第二，对于一些仍然有可能发挥居住功能的公共空间，如体育馆、未恢复上学的学校、大型商场的停车库等，辟出专门的空间为目前居无定所的流动人群提供居住。摸排尚未充分利用的民政场所、社会福利机构以及社区活动中心等空闲场所以解决该群体的住宿问题。对于不愿去这些公共空间暂时居住的流动人群，应发放帐篷、被褥等必要生活物资。充分利用社区邻里中心等社区资源，做好消杀，为无家可归人群提供救助。

第三，对于在疫情期间受冲击特别大的低收入者，特别是其中从事生活服务业的外来劳动力，发放特别补助，缓解他们的生活压力。发挥行业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力量进行专项救助。同时，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号召全社会共同关爱和扶助身边的流动人口，形成全社会共同关爱弱势群体（特别是外来人口）的“正能量”。

第四，及时发布有关复工复产进程的信息，以及对未来复工复产进度的安排。对于企业加大扶持，降低复工复产的门槛，加强复工复产的引导，并及时通过企业向停产期间的员工发布信息，增强劳动力对于复工复产的信心。对于提供保障功能的行业的相关从业者（包括外来劳动力），由财政出资与企业合作，强化应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培训，形成一支保障城市正常运转的常备队伍。

第五，也是最为根本的，就是要在疫情冲击之后加快长期稳定就业居住的外来劳动力的落户进程，降低外来劳动力落户的门槛。特别是对于长期稳定就业居住，但教育水平不高的劳动力，要创造他们定居城市、融入城市、共享发展成果的条件，特别是要改善外来人口在公租房、廉租房和子女教育方面的待遇。尤其在改善城市群租问题的同时，不能忽视为外来劳动力提供新的、符合规定的、在他们接受范围之内的替代性租房优惠政策。

综上所述，大城市尤其要认识到外来人口在疫情期间在保供、消杀、方舱建设等关键环节中所发挥的巨大支撑作用。城市应借此复工复产的契机，加强对外来人口的关爱与扶助，进一步提高城市的包容性，尽快迎来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