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2日至24日，第二届上海交通大学微观经济学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系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3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经济系承办。会议邀请了来自海内外多所高校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学者，围绕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产业组织理论、契约理论与组织经济学等领域的前沿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5月22日下午，召开了本次会议的首项议程，微观经济学发展内部研讨会。5月23日上午，研讨会在闵炜程助理教授的主持下正式开幕。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瞿茜教授致欢迎辞，向出席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学院的发展历程、本次会议的举办背景及其学术意义。

5月23日上午会议围绕信息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展开。香港城市大学的李昱楠副教授作了题为 “Security-bid Auctions with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的报告。报告聚焦于买方在参与拍卖前私下进行有成本的信息获取，并在拍卖中使用与资产实现价值挂钩的证券进行竞标的情形。研究发现，证券结构越“陡峭”，信息获取的边际收益越低，并可能导致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价格拍卖中的拍卖收入下降。此外，在收入最大化的线性机制下，当竞标者对资产的预期价值超过某一阈值时，中标者采用现金支付；否则采用股票支付。该阈值会随着提升信息精度边际成本的上升而下降。论文的实证分析表明，股票支付更常出现在并购协同效应较低、目标公司信息更易获取的情形中，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测一致。

上海财经大学的虎高计副教授作了题为 “Twisting the Bands before Knowing the Bar” 的报告。本项研究关注信息设计者如何在不了解分配规则的情况下设计分配问题中的信息结构。在模型中，委托人依据带有核实成本的阈值规则，决定是否将某一对象分配给代理人。研究指出，由于委托人具体阈值的不确定性，信息设计者关于可行信息结构的目标函数呈现非线性特征。文章进一步给出了识别最优信息结构的充分条件，此时，最优信息结构会将代理人的类型进行局部合并，从而成为较为粗略的信号。不同于既有研究中信息合并通常发生在类型分布顶部的结果，该研究发现合并区间既可能位于顶部，也可能位于中间，甚至可能完全不存在，其具体形式取决于阈值分布。该框架可用于刻画就业安排、博士招生及职业认证等场景中的信息披露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的陈斌教授作了题为 “Behavior-based Pricing with Correlated Buyers” 的报告。传统行为定价理论认为，由于棘轮效应的存在，垄断企业通常不会基于消费者的购买历史实施差别定价。然而，当消费者的类型之间存在相关性时，一位消费者的购买历史可能会揭示其他消费者的信息。研究发现，这种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溢出既可能缓解，也可能放大棘轮效应，从而增加或减少垄断企业利润。文章进一步刻画了垄断企业在何种条件下能够通过基于消费者购买历史的动态定价，相较于静态定价实现更高利润。研究还表明，在均衡状态下，消费者剩余与社会总剩余关于消费者相关性参数呈非单调变化。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李飞教授作了题为 “Algorithmic Attention and Content Creation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的报告。报告关注以广告投放为主要盈利模式的社交媒体平台在内容推荐算法下的最优注意力配置问题。报告指出，用户注意力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平台能够通过广告直接将注意力变现；另一方面，平台也可以将注意力分配给内容创作者，以提高其曝光度、强化创作激励，并通过更优质的内容进一步吸引用户关注。在包含异质消费者与异质创作者的框架下，最优推荐机制会排除低能力创作者，同时向高能力创作者配置过多消费者注意力，以强化其内容生产激励。研究进一步表明，当平台无法实施定向推荐时，其利用网络效应的成本将显著上升，平台因而会变得更加挑剔，部分小众内容可能退出市场。最后，研究指出，广告盈利能力更高的平台更倾向于通过货币补贴而非注意力补贴来激励创作者。

5月23日下午会议围绕契约理论与机制设计展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李建培教授作了题为 “Efficient Contracting in Expert Markets” 的报告。报告关注在同时存在事前信息不对称、事后信任品属性以及诊断成本的专家市场中，如何设计有效的支付契约。在按人头付费机制下，专家会始终投入诊断努力，但可能不服务高风险消费者；在按项目付费机制下，当诊断成本较低时，市场能够实现有效配置，但当诊断成本较高时，市场可能完全瓦解。进一步地，当治疗价格由监管者制定时，混合机制在社会效率上优于单一支付机制。但当治疗价格由专家自行制定时，结合按人头付费与按项目付费选项的混合机制反而可能劣于单一机制，因为专家倾向于通过设定低效率价格，将消费者从按项目付费机制转向按人头付费机制。最后，研究表明，当治疗价格本身无法提供足够激励时，引入共付机制能够恢复专家的诊断努力激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戴亮助理教授作了题为 “Flexible Monitoring, Double Moral Hazard, and Fixed-Wage Contracts” 的报告。报告关注无限期模型下双重道德风险环境中的最优合约设计问题，其中委托人只能承诺补偿计划，而代理人的努力水平和委托人的监督行为均不可契约化。研究发现，最优契约呈现为一种效率工资形式：代理人获得固定工资，一旦确认出现差绩效，合作关系即告终止。同时，委托人的全部监督注意力均用于识别差绩效。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便委托人仅具备一期监督承诺能力，也能够恢复绩效工资契约并提升整体效率，从而揭示了固定工资契约的普遍性与监督承诺不足之间的内在联系。

南京审计大学的俞宁教授作题为“Benevolent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的研究。传统公共品理论认为，私人供给会因搭便车问题导致供给不足，但现实中许多公共品仍依赖私人捐助与道德动机。该研究在一般模型中，将利他主义（即儒家“仁爱”思想）正式纳入公共品博弈框架。在理论层面，该研究拓展了现有公共品供给模型，并为道德如何克服搭便车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在政策层面，报告挑战了“财富再分配对公共品供给无效”的传统观点，指出将财富更多分配给更具仁爱倾向的个体，可能提高公共品总供给，甚至实现严格的帕累托改进。此外，研究还表明，如果税收能够精准作用于合适的对象，政府在公共品上的支出能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孙一飞教授作了题为 “Correlated Equilibrium Implementation: Navigating toward Social Optima with Learning Dynamics” 的报告。报告探究学习动态下的相关均衡实施问题。传统实施理论（implementation theory）在研究哪些社会选择函数能够通过纳什均衡实现时，通常假设代理人具备复杂的均衡推理能力，而该研究进一步考察，当代理人仅依据后悔最小化学习规则进行调整，且不了解其他代理人的偏好与均衡信息时，哪些社会选择函数仍可被有效实施。研究证明，一个社会选择函数能够通过有限机制在相关均衡下被完全实施，当且仅当其满足 Maskin 单调性。进一步地，该机制还具有对小规模信息扰动的稳健性。报告最后通过数值模拟表明，相较于现有机制，该机制在收敛速度、资源损耗以及配置效率等方面均表现出更优性能。

5月24日上午会议围绕信息经济学与机制设计展开讨论。北京大学的吴凡助理教授作了题为 “Incentivizing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的报告。报告研究了如下的委托-代理模型：委托人雇佣代理人收集关于未知状态的信息，代理人观察到一个以真实状态为中心的信号，并能够通过付出成本提高信号精度。在该模型中，委托人既无法观察信号精度，也无法直接观察信号本身，因此需要设计基于真实状态与报告结果的转移支付机制，以激励代理人获取更精确的信息并如实汇报。研究进一步刻画了使阈值策略达到最优的代理人信号分布满足的充分必要条件。在该机制下，当代理人的报告足够接近真实状态时，可获得固定奖励，否则不获得奖励。

上海交通大学的林熙之助理教授汇报了题为“Informative Consumption”的报告。该研究关注风险性消费所蕴含的信息价值：风险性选择不仅带来消费结果，也会产生关于状态的信息。研究在外部观察者无法直接观测代理人未来决策环境的情况下，从公理化角度刻画了消费与信息之间的权衡关系。代理人对未来可选行动集合的主观认知，决定了其愿意牺牲当期消费以获取未来信息的程度。通过区分客观风险与主观风险，研究将确定性等价分解为传统风险溢价与新的“信息溢价”。进一步地，研究使用两个参数分别刻画风险厌恶程度与信息激励强度，从而构建出便于应用的可操作模型。研究表明，个体间风险承担行为的异质性未必完全来源于风险厌恶程度的差异，也可能反映了其从信息中获益机会的差异。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李江涛教授作了题为 “Ascending Auctions and Rank Guarantees” 的报告。报告关注在多物品、策略性竞标者与收益最大化卖方的设定下，组合升序拍卖的收益表现。研究构建了一个由拍卖设计者自主选择套餐菜单M的组合升序拍卖模型，并证明了一个严格的拍卖收益下界：当竞标者仅避免明显劣势策略时，拍卖收益至少达到所有可行套餐中第 |M|+1高的估值水平。研究进一步将收益损失分解为由菜单不完备所导致的损失，以及由竞标者协调失败导致的损失，并利用菜单复杂度与市场规模刻画二者之间的权衡关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Allen Vong助理教授作了题为 “Task Assignment as Dynamic Incentives” 的报告。报告关注委托人如何通过在多位代理人之间重复分配任务来提供努力激励。任务分配不仅决定由谁完成生产，本身也构成一种激励机制。同时，由于任务分配具有排他性，对某一代理人的激励会对其他代理人产生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最优激励机制要求代理人轮换承担任务：当任务本身被代理人视为负担时，若当前代理人表现良好，则解除其任务并由下一位代理人接替；若其表现较差，则继续承担任务。研究进一步指出，即使代理人在所有与收益相关的维度上完全对称，为维持激励，机制仍会内生地产生动态排序与差异化待遇。研究还表明监督强度对委托人收益的影响呈现非单调特征。

5月24日下午会议聚焦组织经济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邝仲弘副教授作了题为 “Incentivizing Knowledge Transfers” 的报告。报告关注第三方委托人如何通过关系型契约激励专家向新手进行知识转移。报告指出，尽管知识转移能够提高整体生产效率，但专家往往担心能力提升后的新手会侵蚀其未来收益，从而缺乏主动分享知识的激励。该研究刻画了在知识转移不可逆、无法契约化且具有滞后性的条件下的最优激励机制。研究发现，利润最大化的最优关系型契约具有动态特征：专家在初期尽可能免费培训新手，随后以渐进方式持续进行知识转移，而委托人则在验证每次知识转移后立即向专家提供一次性补偿。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使在无穷期的合作关系中，完全的知识转移也未必能够实现。报告为中国汽车产业和韩国高速铁路发展过程中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跨国技术转移案例提供了理论解释。

上海交通大学陆卓然助理教授汇报了题为“Retain or Release: Rel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with Externalities”的研究。报告关注在双边交易关系中，委托人如何通过关系型契约向代理人进行知识转移：委托人希望通过知识转移获取代理人的劳动成果，但知识积累会提升代理人的外部机会，并在关系终止后对委托人产生更大的负外部性。基于此，该研究识别了留用成本与负外部性之间的权衡：一方面，更多的知识转移能够提高合作期间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会抬升留用成本以及未来潜在竞争所带来的负外部性。研究发现，当知识转移可以契约化时，最优知识转移始终为正，并遵循简单的指数增长规律；在知识转移结束后，双方既可能继续合作，也可能终止合作。相反，当知识转移不可契约化时，较高的留用成本可能导致知识转移完全消失。而在留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知识转移，便会实现完全知识转移，但转移速率可能收到扭曲。此外，研究还发现，负外部性虽然在事前不利于专家，但在事后能够增强其承诺能力，从而提高其收益。该研究为理解企业之间以及跨国技术合作中的知识扩散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本次研讨会汇聚了众多海内外微观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会者围绕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会议不仅展示了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契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与组织经济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互动与合作。